“大夫，俺孩子拉肚子，上午來醫院看過了，還打點滴用的是頭孢曲松，根本不管用，現在仍然拉得厲害！”王萍（化名）懷里抱著剛滿6周歲的兒子，焦急地詢問急診科醫生，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恰逢此時，該院檢驗科的王兵正從旁邊走過，得知此情況后，他建議，急診科醫生開具寄生蟲檢驗的單子，以確定該患兒是否攜帶寄生蟲。

*終檢驗結果正如王兵所料，在患兒的糞便中的確存在典型的藍氏賈第鞭毛蟲滋養體。隨后，急診科醫生調整了治療方案，患兒得以康復。

寄生蟲是一種病原體，如單細胞生物（原蟲）或蠕蟲，它們通過寄生于其他生物體（宿主）內得以生存。寄生蟲病是臨床常見的疾病，不僅給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造成危害， 而且還會影響到畜牧業的發展。

不過，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人們的疾病譜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寄生蟲感染似乎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但絕對不能忽視。”南京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檢驗學部顧兵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該院檢驗科每年都能檢出幾例瘧原蟲，并且隨著飼養寵物的種類和數量的增多，寄生蟲感染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

依然任重道遠

上世紀90年代，衛生部曾組織有關人員對人體寄生蟲病進行全面調查，共查出人體寄生蟲61種，連同我國歷年記載的蟲種在內，全國已經累計有230多種人體寄生蟲（醫學昆蟲除外）。

因感染人群多集中在農民這一群體，也有人將寄生蟲病稱為“鄉村病”、“貧窮病”。

“甚至還有人把寄生蟲病，特別是腸道寄生蟲病的發病率作為一個地區社會文明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標。”江蘇大學仇錦波教授說。

欣慰的是，早在2002年，國家便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對包括寄生蟲病在內的一些傳染病的防治要求。再加之實驗診斷水平的提高，國內的寄生蟲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但在新的形勢下，任務依然艱巨。”仇錦波表示，在經濟發展大潮的沖擊下，人口流動性大大增加，給一些外來寄生蟲病的傳播創造了條件；還有一些地區因開發不當，導致生態環境失衡，導致原本已較好地被控制了的寄生蟲病又死灰復燃。

技術得以提高

應對寄生蟲病除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對寄生蟲病的診斷。

傳統檢驗人體寄生蟲病原體多為通過糞便檢驗或血液檢驗等病原檢查方法，但該方法因操作復雜等原因應用得越來越少。而絕大多數實驗人員更樂于采用免疫學或分子生物學方法來實驗診斷寄生蟲感染情況。

“但病原檢驗作為寄生蟲感染確診的依據，在有條件獲取病原學診斷結果的實驗室，都不要輕易放棄病原檢驗這個環節。”仇錦波表示，病原檢測是寄生蟲感染實驗診斷的一條基本原則。

但對于某些深部器官或組織的寄生蟲感染，以及在其他特殊情況下，病原檢測很難得到明確結果時，仇錦波認為，就應該想方設法檢驗寄生蟲的循環抗體或循環抗原了。

特別是隨著免疫學、分子生物學的快速移植和應用，寄生蟲檢驗技術也相應得以提高。比如，基因芯片技術正逐步用于寄生蟲檢測的實驗研究，這也讓諸多業內人士看到了希望。

不過，仇錦波也提醒，在寄生蟲檢驗方面也尚存在很多困難。比如寄生蟲抗原的純化、免疫診斷的標準化和自動化問題。

揪心的現狀

不過，反觀國內寄生蟲檢驗現狀，顧兵卻用“非常擔心”來形容。“很多檢驗科只保留個別寄生蟲檢驗項目，甚至不開展了。”

而在國外，大多數醫院的臨床微生物實驗室依然安排有專職人員進行寄生蟲檢驗。比如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有兩名專職人員從事寄生蟲檢驗工作，每天都要對80~90份寄生蟲標本進行檢驗，并且陽性率近10%。

“難以想象，500多張床位的規模，寄生蟲檢驗有這么大的標本量和這么高的陽性率。”曾在UCLA交流學習過的顧兵坦言，在國內有些實驗室每個月進行寄生蟲檢驗的數量不超過兩位數。那么，UCLA寄生蟲檢驗的專家是如何進行瘧原蟲涂片檢驗呢？

“每個標本均需要涂厚血片和薄血片，每張片子在顯微鏡下至少要看到300個視野，才會發報告。”顧兵曾估算過，即便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寄生蟲專家，也要花費兩個小時才可以發一張瘧原蟲涂片檢驗報告。

顧兵推測，國內實驗室不重視寄生蟲檢驗的原因可能有兩點：復雜的操作、沒有可觀的經濟效益。

“但它卻可以為臨床提供非常有價值的診斷數據。”顧兵擔心，如果國家再不重視寄生蟲檢驗專業人才的培養，將來這方面的專家會越來越少。“30年后如果碰到寄生蟲疾病，我們的檢驗人員還會進行檢驗嗎？”